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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遍天下的徽州茶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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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中叶以后,徽州茶叶,“近山之民多业茶,虽妇女无自逸暇”。明代茶叶计株征课,文献中多有茶棵记录。弘治《徽州府志》记载,至明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,“徽州府有茶棵1965.61万株”。明代我国茶叶生产划时代的变化,主要生产的是炒青绿茶。徽州茶叶不仅种植面积扩大,而且出产名优茶,尤其以徽州地区所产的松萝茶最为著名。徽州的松萝茶与当时苏州虎丘茶、天池茶,长兴罗岕茶,杭州龙井茶、绍兴日铸茶,临安天目茶,江北六安茶等,都是世人称道的名茶,有“饮遍天下”之谓。


明代时的松萝茶在中国茶叶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,其独树一帜的加工技术一直备受推崇。明代万历年间在徽州任职的龙膺,曾经目睹制作松萝茶,将其所见所闻记入《蒙史》:“予理新安时,入松萝,亲见之,为书茶僧卷。其制法用铛磨擦光净,以干松枝为薪,炊热候微炙手,将嫩茶一握置铛中,札札有声,急手炒匀,出之箕上。箕用细篾为之,薄摊箕内,用扇搧冷。略加揉挼,再略炒,另入文火铛焙干,色如翡翠”。这段文字讲述了炒青绿茶加工中的杀青、摊凉、揉捻和焙干等工序。明代闻龙也曾经亲自尝试用“松萝法”炒制绿茶,并著《茶笺》记载所得经验。“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,以祛热气。否则黄色,香味俱减,予所亲试。扇者色翠,不扇色黄”。“炒起出铛时,置大瓷盘中,仍须急扇,令热气稍退。以手重揉之,再散入铛,文火炒干,入焙。盖揉则其津上浮,点时香味易出”。可见松萝茶制法很成熟,炒青制茶的每个技术环节要求都很具体,并且上升到技术原理的层面进行阐释。我国著名的茶学家陈椽在《制茶技术理论》中写到:“这仍然是现时炒青制法的理论依据”。炒时用扇子扇去热气,相当于现代的透气炒法,其目的在于祛散水蒸气,以免破坏叶绿素而使制成茶变黄。炒后重揉,一则把茶叶揉成一定的条索,二则在烹点时茶汁容易浸出。揉后散开,如现时的解块,避免茶叶成团。散开后用文火炒干入焙,既可把茶叶炒至相当干燥,又不致产生碎末和焦枯,这些经验都很有科学道理。


王源《学庵类稿》记载:“明茶法有三:曰商茶,曰官茶,曰贡茶。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,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,贡茶则上供同也。”在明代,商茶由茶商贩销。茶商纳税领取引票,于产地买茶,可运至国内各地销售,但是不准出境;在卖茶地点,芽茶、叶茶只要在宣课司验值,由宣课司收取一定的销售税后,贩茶就不拘地方。徽商中有大量如此经营茶叶的茶商。

在明代,徽州茶叶遍及南北二京,以及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、西南、西北等地。:“吾祖于正统时(1440年前后),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。”《歙县会馆录》记载:“隆庆中(约1570年)歙人聚下者,已以千万计”,所说其中有茶行数个,茶店百家以上。关于西南市场,歙县汪道昆《太涵集》记载:“在荆州,将以贾茶入蜀,资斧堇堇,闻者争附之,辇二千缗一日至。”明末清初是徽商的鼎盛时期,也是徽州茶叶的雄起年代,在徽商经营的食盐、木材、典当和茶叶四大支柱行业中,先期茶叶处于第二位,后来茶业跃过盐业,成为第一位,其功劳要归功于于茶庄。茶庄就是茶叶零售商店,以经营内销茶为主,后期也做一些外销茶。


在清代,徽州茶商达到鼎盛时期。从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,江、浙一带一些小镇也有了徽商开的茶庄。当时,内销茶叶品种很多,有松萝、大方、毛峰、炒青、烘青等,后又有了花茶。,其发家也源于经营茶叶。

徽商运茶的路线主要有两条:一条是北上,一条是南下。北上路线明代至清初为借助南面新安江、北面青弋江、东面水阳江三条水系而行,将茶叶运到杨州、淮安、天津、北京等重要城市,然后向四周辐射。南下路线可以说是水陆兼程,先从徽州各地走陆路将茶至祁门,再从祁门换船沿阊江直下浮梁,浮梁茶市直通九江,再从九江转运至各地。徽商“足迹几半禹内”,可谓“其地无所不至”,因此历史上有“无徽不成商”和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谓。无论从业人数、经营行业的资本规模,均为商界一时之首。茶叶贸易自明代以来,一直是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。乾隆年间,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,茶商字号共有166家,小茶店达数千家。在九江、苏州、九江、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,几乎到处都有徽商的商店。在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,江南市镇的盛衰全系于徽商。据万历《嘉定县志》记载,嘉定县罗店镇“徽商凑集,贸易之盛,几埒南翔”。徽商经营茶叶,不仅推动了茶叶流通,使茶叶消费不断扩大,从而刺激了我国茶叶生产的持续发展,也促进由中华茶文化的广泛传播,因之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




来源:网络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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