饮遍天下的徽州茶商

明代中叶以后，徽州茶叶，“近山之民多业茶，虽妇女无自逸暇”。明代茶叶计株征课，文献中多有茶棵记录。弘治《徽州府志》记载，至明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“徽州府有茶棵1965.61万株”。明代我国茶叶生产划时代的变化，主要生产的是炒青绿茶。徽州茶叶不仅种植面积扩大，而且出产名优茶，尤其以徽州地区所产的松萝茶最为著名。徽州的松萝茶与当时苏州虎丘茶、天池茶，长兴罗岕茶，杭州龙井茶、绍兴日铸茶，临安天目茶，江北六安茶等，都是世人称道的名茶，有“饮遍天下”之谓。

明代时的松萝茶在中国茶叶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，其独树一帜的加工技术一直备受推崇。明代万历年间在徽州任职的龙膺，曾经目睹制作松萝茶，将其所见所闻记入《蒙史》：“予理新安时，入松萝，亲见之，为书茶僧卷。其制法用铛磨擦光净，以干松枝为薪，炊热候微炙手，将嫩茶一握置铛中，札札有声，急手炒匀，出之箕上。箕用细篾为之，薄摊箕内，用扇搧冷。略加揉挼，再略炒，另入文火铛焙干，色如翡翠”。这段文字讲述了炒青绿茶加工中的杀青、摊凉、揉捻和焙干等工序。明代闻龙也曾经亲自尝试用“松萝法”炒制绿茶，并著《茶笺》记载所得经验。“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，以祛热气。否则黄色，香味俱减，予所亲试。扇者色翠，不扇色黄”。“炒起出铛时，置大瓷盘中，仍须急扇，令热气稍退。以手重揉之，再散入铛，文火炒干，入焙。盖揉则其津上浮，点时香味易出”。可见松萝茶制法很成熟，炒青制茶的每个技术环节要求都很具体，并且上升到技术原理的层面进行阐释。我国著名的茶学家陈椽在《制茶技术理论》中写到：“这仍然是现时炒青制法的理论依据”。炒时用扇子扇去热气，相当于现代的透气炒法，其目的在于祛散水蒸气，以免破坏叶绿素而使制成茶变黄。炒后重揉，一则把茶叶揉成一定的条索，二则在烹点时茶汁容易浸出。揉后散开，如现时的解块，避免茶叶成团。散开后用文火炒干入焙，既可把茶叶炒至相当干燥，又不致产生碎末和焦枯，这些经验都很有科学道理。

王源《学庵类稿》记载：“明茶法有三：曰商茶，曰官茶，曰贡茶。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，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，贡茶则上供同也。”在明代，商茶由茶商贩销。茶商纳税领取引票，于产地买茶，可运至国内各地销售，但是不准出境；在卖茶地点，芽茶、叶茶只要在宣课司验值，由宣课司收取一定的销售税后，贩茶就不拘地方。徽商中有大量如此经营茶叶的茶商。

在明代，徽州茶叶遍及南北二京，以及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、西南、西北等地。：“吾祖于正统时（1440年前后），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。”《歙县会馆录》记载：“隆庆中（约1570年）歙人聚下者，已以千万计”，所说其中有茶行数个，茶店百家以上。关于西南市场，歙县汪道昆《太涵集》记载：“在荆州，将以贾茶入蜀，资斧堇堇，闻者争附之，辇二千缗一日至。”明末清初是徽商的鼎盛时期，也是徽州茶叶的雄起年代，在徽商经营的食盐、木材、典当和茶叶四大支柱行业中，先期茶叶处于第二位，后来茶业跃过盐业，成为第一位，其功劳要归功于于茶庄。茶庄就是茶叶零售商店，以经营内销茶为主，后期也做一些外销茶。

在清代，徽州茶商达到鼎盛时期。从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，江、浙一带一些小镇也有了徽商开的茶庄。当时，内销茶叶品种很多，有松萝、大方、毛峰、炒青、烘青等，后又有了花茶。，其发家也源于经营茶叶。

徽商运茶的路线主要有两条：一条是北上，一条是南下。北上路线明代至清初为借助南面新安江、北面青弋江、东面水阳江三条水系而行，将茶叶运到杨州、淮安、天津、北京等重要城市，然后向四周辐射。南下路线可以说是水陆兼程，先从徽州各地走陆路将茶至祁门，再从祁门换船沿阊江直下浮梁，浮梁茶市直通九江，再从九江转运至各地。徽商“足迹几半禹内”，可谓“其地无所不至”，因此历史上有“无徽不成商”和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谓。无论从业人数、经营行业的资本规模，均为商界一时之首。茶叶贸易自明代以来，一直是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。乾隆年间，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，茶商字号共有166家，小茶店达数千家。在九江、苏州、九江、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，几乎到处都有徽商的商店。在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江南市镇的盛衰全系于徽商。据万历《嘉定县志》记载，嘉定县罗店镇“徽商凑集，贸易之盛，几埒南翔”。徽商经营茶叶，不仅推动了茶叶流通，使茶叶消费不断扩大，从而刺激了我国茶叶生产的持续发展，也促进由中华茶文化的广泛传播，因之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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