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来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叫《学说北京话》的帖子,其中列举了八个词组,分别为:胸是炒鸡蛋(西红柿炒鸡蛋)、王五井儿(王府井)、西日门(西直门)、公乳坟儿(公主坟)、石影山儿(石景山)、马丫铺(马家铺)、灯儿口儿(灯市口)、。帖子说,这些词往往使得非北京人感到困惑,也是测试你是否是一个地道北京人的标准。从语音学角度来看,这个八个词组主要体现了北京话的三个语音特点:儿化、弱化及合音。但是这些音变并不是北京话所独有的,虽然它们不是最典型的音变,具有一定的偶发性,可在世界语言中依然十分常见(Campbell, 2013:34)。本文主要谈谈这三类音变在吴语中的体现。本文以标调值为主,不影响讨论处略去。
“王府井”、“公主坟”、“石景山”、“灯市口”体现了儿化特征。说到儿化离不开对小称的讨论。就汉语方言而言,使用后缀“儿”来表达小称义是十分普遍的手段(还有一种常用的方式是用“小称调”表示小称义,参看朱晓农,2004)。一般认为,通过增加后缀“儿”表示小称义是北方话,尤其是北京话区别南方诸方言的一大特征,继而杭州话中保存的大量的“儿尾词”经常被作为其拥有官话性质的一大证据。但是,这并不代表南方方言中不存在“儿尾词”,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吴语的“儿尾”都经历了特殊的变化过程,不像北京话这般明显且易于离析。总体来说,我们需要区分两个和儿化有关的概念:“儿尾”和“儿化韵”。“儿尾”中的“儿”有独立的音节地位,而“儿化韵”则是由合音(儿化)这一语流音变造成,一般和词干合为一个音节(王福堂,1999:104)。从这种意义上讲,北京话的儿化主要表现为“儿化韵”,但是很多北京话的“儿化韵”都可以还原为“儿尾”,如“花儿”[xuar⁵⁵]也能缓读变为[xua⁵⁵ ər]。汉语跨方言研究表明,汉语方言中“儿”的语音形式大致有五种,分别为:卷舌音,舌面元音,鼻音系列,边音系列和舌尖元音(莫景西,1992;王福堂,1999:104)。就吴语而言,表示小称可以使用“儿尾”,如苏州有三个词保留“儿尾”,[nøŋˈ] “女儿”、[kˈuᴇŋˈ] “筷子”、[siæ ȵiãŋˈ]“小姑娘”,而在明朝文献《山歌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“儿尾”,如“猫儿”、“凳儿”等,这里的“儿”发生了自成音节的变化。温州的[na:ŋ]是“奶儿”的合音,表示“女儿”(郑张尚芳,1981),这里的“儿尾”已经和词干发生合音,变成了“儿化韵”。苏州老派表示“一些”的[sin⁴⁴],是“些儿”合音产生的“儿化韵”结果(刘丹青,2001)。根据这种思路,苏州话表示“台阶数量”的[dʑin²³],也可能是“级儿”的“儿化韵”,但是声母的浊化仍需要解释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吴语的“儿化韵”除了鼻音形式外,还有舌面元音形式,如宁波话的“鸭”[ɛ]和“猫”[mɛ],这些都是鼻音形式进一步失落所造成的变化(徐通锵,1985)。上海有部分人把“虾”读[hø]实际是“虾儿”的合音,也是由宁波移民带入的(陈忠敏,1992)。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,吴语的表示小称的“儿”的语音形式要比北京话更曲折隐晦,但却丰富很多。
最后来谈合音。以上北京话中,“西红柿炒鸡蛋”、。合音往往是紧接着弱化音变发生的,常以韵律词为单位,在语流中实现,由多个音节合为一个音节,是以上两类特殊音变的最后一个环节。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类型有直选类和选变类两种,前者合音音节的声韵调直接源自合音成分, 后者则不是直接来自合音成分(萧国政等,2002)。例子中的北京话,“西红”变为[ɕioŋ⁵⁵],;而“灯市”和“电视”带有了儿化色彩实际是舌尖元音[ʅ]弱化后又进一步合音的结果,属于选变类合音。在吴语的人称代词中,合音也十分常见,如松江的[zeʔnˌ nu]你变为[zeʔ nu]就是合音的结果,甚至还有人直接念为[zu],这是使用中进一步合音的结果。义乌义亭的[ʣia]我就是“是我”的合音(施俊,2013)。苏州的[ŋəu]我是“我侬”的合音,[nᴇ]你是“尔侬”的合音(陈忠敏,1999)。苏州的[ȵi]我们是“我里”的合音,具体过程如下:*ŋu li > ŋ li > ŋ ȵi > ȵi,除原始形式外,音变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在苏州郊县方言中找到证据(史濛辉,2015)。
总的来说,北京话的这些例子主要体现了儿化、弱化及合音三种有密切关联的音变,而这些具体音变虽然特殊,但音变类型并不罕见。在吴语中,尤其是在吴语的人称代词这类封闭类词中可以找到大量例子。这种特殊音变往往是我们研究封闭类词时需要特别留意的,我们不能直接把它们拿来进行比较或构拟,需要先离析其特殊的音变过程。
王福堂(1999)《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》,语文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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