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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棱角| 章太炎逸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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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书法


谢本师


1901年,章太炎作《谢本师》一文,拒绝接受老师俞曲园的批评。后人说个中原因是由于“章太炎走上反叛传统经学的道路,尤其是结识孙中山后,力辟康梁保皇言论,倡导反清革命”。


其实,章太炎从来就没有走上过什么“反叛传统经学的道路”,在“谢本师”之前也根本谈不上什么“结识孙中山”。他“结识孙中山”是“谢本师”之后(1902年)的事情。


章太炎是在光绪十六年(1890)正月父亲死后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的,《谢本师》中说“出入八年,相得也”。但1897年1月章太炎离开诂经精舍,到上海去任职,俞樾很不高兴,觉得可惜。在经学趋向及某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,师生见解大为不同。太炎治经专尚古文,俞樾却“颇右公羊”。但章太炎认为,如果确切地品评俞樾其人,唯有“近代经师”四字可以当之。曾国藩说俞某只是个“闻人”,太炎驳斥道:“先生虽广涉群书,先务自有所在,与夫泛滥记诵无所归宿者固殊矣!”


章俞真正发生矛盾的原因是在1901年8月章发表极端民族主义的《正仇满论》之后,章当时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,来拜望老师,没想到老师大怒,以前所未有的凌厉辞气怒斥道:“闻而游台湾,尔好隐,不事科举,好隐,则为梁鸿、韩康可也。今入异域,背父母陵墓,不孝;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,与人书指斥乘舆,不忠。不孝不忠,非人类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!”而章的回答也毫不客气:“弟子以治经侍先生,而今之经学,渊源在顾炎武,顾公为此,不正是要使人们推寻国性,明白汉、虏分别的吗?”


俞曲园去世后,太炎作《俞先生传》,虽不无微词,然通篇却充满敬意,曰“浙江朴学晚至⋯⋯昌自先生”云云。故太炎自定《太炎文录初编》,没有收《谢本师》,倒收了《俞先生传》。


周树人、作人兄弟于1908年拜章太炎为师,从其学习音韵、文字、庄子、楚辞等国学,师生关系颇为相得。但后来章太多的思想日益脱离民众,渐入颓唐,鲁迅说他“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与时代隔绝了”,而且越走越远。1926年,章太炎突然与北洋军阀打得火热,发表宣言与通电,叫嚷声讨“”。此通电一出,。周作人万万想不到昔日崇拜的师长竟有如此变化,于是立即在《语丝》发表《谢本师》一文,严正表示“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”,“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。先生昔日曾作《谢本师》一文,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,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,殆非始料所及”。章太炎“谢”俞曲园,周作人“谢”章太炎,三代人之间演出了一幕“报应”式的历史剧。



孙章初识



冯自由记载孙中山与章太炎1899年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梁启超寓所。他在《革命逸史》里说:“太炎莅东京亦下榻梁宅,是为余二人订交之始。”“任公方主办《清议报》于横滨,与孙总理订交即在此时。余与太炎同居梁宅十日,晨夕聆教,获益良多。惜余当日犹未谙国语,恒假笔谈达意。犹忆太炎于纵论黄梨洲、王船山二人学术笔谈末,附语。”云云。以后一般都认为此时是孙章订交。


其实这时孙章只是初识,根本谈不上订交。冯自由自己承认国语不行,章一口余杭话,连讲课都要弟子翻译,更不用说给冯讲黄宗羲,王夫之的古文了。而且,当时章太炎住在钱恂的寓所,是打算给广智书局翻译书稿谋生,并不是应梁启超之约。章太炎在《自订年谱》里面也没说是应梁的邀请,“时卓如在横滨,余往候之。值清廷遣刘学询、庆宽等摄录康、梁。为东人笑。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,余于卓如坐中遇之,未相知也”。也就是说,章太炎时偶然邂逅孙中山的,当时“未相知”。


而且,1899年7月17日,章太炎写信给汪康年说了当时自己对孙中山的第一印象并不好,“兴公亦在横滨,自署中山樵,尝一见之,聆其议论,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,斯言即浴血之意,可谓卓识。惜其人闪烁不恒,非有实际,盖不能为张角、王仙之者也”。


孙章订交应该是在1902年,。



七十杯



1902年章太炎在东京生活十分落魄。他给吴君遂(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公子)写信诉苦说:“屏居多暇,仍为广智删润译稿,间作文字登《丛报》中,以供旅费而已。”广智书局是梁启超开的,梁也说:“延请留学生翻译东文书籍,特聘章润饰译文,章在穷途,因亦恃以为活。”


这时章太炎四处投稿谋生,在《国民报》上发表了《正仇满论》,得到反清志士的一致好评。。由于这层关系,,孙章订交。这时章太炎心中并无兴中会、光复会的畛域之争,而是一视同仁。他评点当时人物说:“余始识故大总统孙公于东京对阳馆,及与陶成章、蔡元培、邹容、张继、汪兆铭、宋教仁之徒,援引义法,折其非违,而视听始变。此数公者,虽明暗殊情,狂狷异行,皆能艰难其身,以为表仪,蒙霜露,涉波涛,乞食囚絷,而不愠悔。、杨毓麟,皆以感慨自裁。”正是在这种相互同情的心理之下,章正式加入到革命家团体里面的。在《自订年谱》里,章太炎说:“时孙逸仙方在横滨。湖南秦遁力山者,,事败东走,卓如不礼焉。往谒逸仙,与语,大悦。余亦素悉逸仙事,偕力山就之。逸仙导余入中和堂,奏军乐,延义从百余人会饮,酬酢极欢。自是始订交。”


章太炎的弟子许寿裳记载:“中和堂这一会,兴中会的同志,畅叙欢宴,每人都敬先生酒一杯,先生共饮七十余杯而不觉其醉。”之后,章与孙关系密切,在定都问题上达成共识,“定鼎者,南方诚莫武昌若”。


1902年3月,章太炎对众人提出:“欲鼓吹种族革命,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。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,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,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。,当即推举章太炎起草《宣言书》,。章征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同意,并在梁的《清议报》上发表《宣言书》。驻日公使蔡钧十分恐慌,特请日本警视总监解散此会。4月25日,章太炎到日方警察署,“长衣大袖,手摇羽扇,颇为路人所注目。”警察问章是清国何省人,章回答:,非清国人。”又问:“士族乎?抑或民乎?”章回答:“遗民!”警察大惊,严令不许召开纪念大会。


26日,准备开纪念大会的数百留学生被驱散。孙中山带领十余人从横滨赶到。见在东京开会不成,就把章太炎等人带回横滨,在永乐酒楼,重新举行纪念大会。当晚,兴中会诸公举行晚宴,欢迎章太炎。冯自由记载,当时在席间,孙中山倡议在座各位各敬章太炎一杯。章太炎共饮七十余杯。大醉,不醒人事,回不去东京了。



(摘自《历史的棱角》,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年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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